1969年年初，15岁的习近平来到黄土高原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村，直到1975年10月离开。这七年，他在这片黄土地上同乡亲们打成一片，一起挑粪拉煤，一起拦河打坝，一起建沼气池，一起吃玉米“团子”。他后来深情地说：“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采访对象：雷榕生，1949年11月出生；雷平生，1951年8月出生。兄弟二人与习近平同为北京八一学校学生，1969年1月13日又与习近平一起到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插队。雷榕生分在梁家塌村，1973年9月上大学，先后在延安地区广播事业管理局、北京农业大学、国家行政学院工作，2010年6月退休。雷平生分在梁家河村，与习近平住同一孔窑洞，1974年10月上延安大学。1977年毕业后在北京市科委营养源研究所工作，1983年至1995年先后在瑞士、法国、美国等国家学习和工作，获得法国理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 然 黄 珊 陈 思 等
采访日期：2017年1月13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榕生老师，平生老师，你们好！我们明白你们选择今天接受采访的用意，因为48年前的今天，是你们与习近平一起离开北京到陕北插队的日子。
雷平生：的确是这样。这是一个永远难以忘记的日子，不仅是我们，还有坐同一列火车出发的北京知青，我相信这个日子铭刻在他们记忆中了，因为这是我们人生的转折点。
时间如白驹过隙。毛泽东1965年重上井冈山，曾经感慨赋诗：“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我们已经是“四十八年过去”，不敢说“弹指一挥间”，但回忆起那时的情景，恍如昨日。
采访组：请先讲讲你们上山下乡插队最初的缘由和出发时的大致情况吧。
雷平生：1969年1月13日，我们八一学校20多名同学，背负行囊，与北京市其他学校的知青同乘一趟知青专列奔赴陕北延安农村，开始了上山下乡的艰苦历程。
1968年底我们办理去陕西延川县插队手续时，按规定需要先到学校提出申请，携带学校证明去家庭居住地派出所把自己的北京户口注销，然后再回到学校凭户口注销证明领取北京市革委会发给我们几十元钱插队购置费。这个钱并没有完全发到我们手里。学校同行的有一部分知青家里比较困难，学校革委会就扣出一部分钱集中给他们买东西。那时按规定，知青可以凭票购买一只木箱子用来装生活用品与衣物。当时国内各种物资都比较匮乏，但木箱子在北京市很多地方都可以买到，大概18元到22元一个。箱子上印有毛泽东头像，还印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等口号。
按实际年龄，近平那一年还不满16岁，还没有到该去插队的年龄。他是1953年6月出生的。我们初67届的同学，大多都是1951年出生。近平比我小两岁，但因为早上一年学，只比我低一个年级，是68届初中生。
我办离京手续时遇到了近平。当时，我到八一学校革委会办事组办公室，把注销户口的证明交上去，负责人齐荣先老师很快把我的各种手续办好了。这时，近平走进来，说他也要报名去插队。齐荣先老师看上去有些吃惊，问道：“习近平，你怎么也走啊？”近平回答说是想走。齐老师说：“你还不到去插队的年龄嘛，你应该明年走，而且明年可能有留京当工人的名额。”那时谁都知道，留在北京生活上肯定要比去穷乡僻壤的陕北插队好得多，近平如果拖一拖第二年再走，很有可能就留在北京了。齐老师很关心近平，因为近平上学期间一直是个好学生，而齐老师又是他的班主任，非常了解近平和他家里的情况，希望近平能有个更好的去处。但近平表示坚决要走，要离开北京。齐老师就对我说：“雷平生，你办完手续就可以出去了。”她把近平留下，要继续做他的工作，劝他留下。
我在办公室外面，大约过了10多分钟近平出来了，他对我说齐老师还是希望他留下，但他执意要去延川县插队。近平对我说：“到了陕西延川，咱们在一个生产队好不好？”我说：“好呀！”就这样，我们一句口头约定，就有了共同在延川县梁家河大队下乡插队多年的经历。
我哥雷榕生原来也希望与我们分在同一个生产队。但当时送我们去延川县的军代表研究了知青分配名单，觉得这样不妥。他认为这些“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凑在一个生产队太集中了，还是分散开比较好，于是就把雷榕生调整到另一个生产大队了。
出发那天，我们兄弟两个是自己背着简单的行李到北京火车站的，没让家人来送。近平也是独自一人到的车站，也没想到家里会有人来送他，他径直上了火车，和我们坐在一起。这时候有同学喊他：“习近平，你姐姐来送你了！”我们一看，是近平的姐姐桥桥来了。当时，火车站上到处是人，有送人的，有被送的，一片嘈杂。近平站在车厢中，桥桥大姐在车下隔着车窗望着弟弟。当时那种情况下，姐弟俩应该是百感交集，离别的心情可想而知。桥桥大姐把一包水果交给近平，嘱咐他一路小心，到了那边注意搞好生活，自己多照顾自己。近平点头答应着，但没有说太多的话。他站在车厢里，没有流泪，只是长时间凝视着他的姐姐。几十年过去了，桥桥大姐与我谈起当时的情景，近平在火车上的动作、眼神，她至今记忆犹新。
我们坐火车到了陕西铜川，住了一夜，又换乘卡车向延安进发。到延安以后，在延安师范住了一晚。我们住在教室里，用课桌拼成大铺，把被褥打开，睡在上面。
1月16日一早，我们又乘车从延安出发途经延川，中午时分到达文安驿公社。在公社外的空场上，各村来接知青的贫下中农为我们开了一个简短的欢迎会，招待吃了一顿饭。那天拿来招待我们的是陕北人民最好的饭菜，有洋芋、胡萝卜、粉条和猪肉，还有小米饭。知青各自散开吃饭，村民们远远围观我们，狗在吃饭人群中窜来窜去，捡拾掉在地上的肥肉片子。吃完饭后，我们按名单各自分队奔赴插队地点。我和近平被分在梁家河大队，距离公社有15里路。队伍在进沟的时候，老乡很照顾我们，帮我们背着行李，我们只提着自己的挎包与提包。
到了梁家河以后，雷榕生他们需要继续前行，就与我们分开了，不过好在我们是在一条沟里，再继续往前走几里路就到了，隔得不远。
雷榕生：我插队的村叫梁家塌，“文革”前与梁家河同属于一个生产大队，两个自然村落。这个村在梁家河的后面，比较偏僻。
雷平生：我和近平分在梁家河大队后队，同队的还有王燕生、杨京生、佟达宁和戴明。从那时起，近平在这里度过了七年，我在这里度过了六年。当年，生活各方面都是很艰苦的。我们一起劳动、学习，经常交流，彼此关系始终处得非常融洽。
采访组：当时你们都是高干子弟，突然从大城市到小村庄，心理落差一定很大吧？2002年，习近平发表一篇回忆文章《我是黄土地的儿子》，里面讲到几年中过了“四大关”，就是“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请你们谈谈是怎么过这“四关”的。
雷平生：你说的这篇文章我后来读了。其中提到过“四大关”，有些滑稽的情景今天想起来还捧腹不已。
确实，一下子从繁华的首都来到黄土高原的山沟里，心理上很不适应。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青年，虽然在六十年代初期也曾多次经过学军、农村劳动的锻炼，但即使是在农村参加“三夏”“双抢”支农劳动，也是由学校选择条件比较好的农村生产队，劳动时间很短。因此对农村的认识，完全是从书本上得到的。1969年1月，当我们乘车前往陕北途中，就被沿途漫无际涯的光秃秃的黄土高坡所震撼，进入眼帘的尽是“穷山僻壤”，我们无法将眼前的情景与革命圣地、与自己的未来联系起来，竟有同车人怀疑司机是不是走错路了。到了公社和生产队，看到农民惊人的贫穷，心中诧异“新中国成立已经十几年了，怎么竟还有这么穷困的地区和农民？”那时，我心中感到非常茫然和失落。
农村过“四关”，实在不易。先说“跳蚤关”，我想每一位在陕北插过队的知青都有切身体会。刚到生产队的那几天，我们几名知青身上都莫名其妙起了又红又大的肿包，奇痒无比。由于不知道肿包生成的原因，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对付。后来才慢慢知道是“虼蚤”咬的，随后也听说了不少有用的或无用的应对办法，比如“不让猪、狗等牲口回窑”，“喝本地黄土煮过的水（解决所谓“水土不服”）”等。我们还从文安驿买了一大包“六六六”药粉，大量撒在炕席下以求驱赶跳蚤，但效果不彰。近平身体虽然好一些，但反应仍然很大。他身上的包又红又大，再加上挠破的血和感染脓渗出，看上去很吓人。为了尽快熬过“跳蚤关”，我们想了不少应对措施。首先是尽量保持窑洞里外地面的干净，尽可能经常扫地洒水，将窑里地面浮土扫干净，减少跳蚤出现的可能。另外就是在进入窑洞或上炕前抖动裤筒，把跳到身上的零星跳蚤抖掉。在窑洞里停留时尽量离开地面，减少地面上的跳蚤跳到腿上的机会。那时你如果走进我们的窑洞，常常可以见到近平、我，还有雷榕生挽起裤筒“圪蹴”（陕西方言，意为蹲）在各自的凳子上聊天拉话的滑稽情景，我们认为跳蚤跳得再高，也不至于从地面跳上凳子吧。此时如果梁玉明走进窑洞，会故意抖动裤腿，说自己身上有不少“虼蚤”带进窑洞，引起我们哄笑。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多。最终解决是搬到了大队为知青修造的新窑洞后，周围猪、狗等牲畜较少游动出现，同时我们的适应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至于“饮食关”，主要是粗粮多，不会粗粮细做，加上没有油水，肚子里总是感觉空空的。蔬菜很少，基本上是有什么菜下来就吃什么。那时候搞“以粮为纲”，其他蔬菜种的很少。土豆胡萝卜当家，由于不会保存，烂的冻坏的不少，也不能保证充足供应。农民们吃的菜，主要是酸菜。他们一般在秋后腌上两三缸酸菜，有白菜、胡萝卜、洋柿子（青西红柿）等。这些腌菜缸放在窑洞里，窑洞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酸菜的气味。我们由于懒，借口“不会腌菜”就不腌，于是就没得吃。有时就向关系较好的老乡，如武铁锁、薛玉斌等要点酸菜吃。梁家河后队的老乡都很同情和理解我们这些知青，也从没有拒绝给我们“挖”一碗酸菜。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70年的四五月，长期没吃到新鲜蔬菜的我们喉咙中都“燥的冒烟”。这时正好碰上房东张马有家要将前一年的酸菜倒出来腾出酸菜缸清洗，准备秋冬再腌新酸菜。张马有的婆姨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倒出的酸菜，给我们拿来了一大盆。我和近平感谢之后不由分说下手抓起酸菜大嚼，直到把那一盆酸菜全部消灭掉，才心满意足地舒了一口气。
再一个困难就是缺油。由于没有油，主食就吃得特别多。由于没有油水，也闹出不少笑话。近平说过一件“吃生肉”的故事，很多人向我求证，我回答确有其事，因为我也是此事的亲历者。1972年12月，福建莆田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一些知青生活困难问题。1973年4月毛泽东回信李庆霖，并随信附上人民币300元，“聊补无米之炊”。1973年下半年，延安地区革委会作出决定，对当时仍在生产队劳动的知青每人补助200元人民币。于是我和近平共得到了400元生活补助。有了这些补助，窘迫的生活稍微宽裕了一些。1974年的春节，我们过了个肥年，买了大概几十斤猪肉。当时买的猪肉质量不错，感觉肉像玉雕一样整齐漂亮。我们那天包了些饺子，在准备煮饺子时近平说了个笑话，说在作家梁斌的小说《播火记》中有这样的情节，主人公之一运涛说他的愿望就是要用几斤猪肉包一个大饺子，一口咬下去，“能咬出个小牛犊来”。我们又说笑道，国外有一种很嫩的小牛肉可以用刀片成薄片生吃。这次买的猪肉质量很好，大概也可以生吃。我们两人哄笑着，真的用刀试着将其中一块冻得微微发硬的瘦肉部分小心片下来，你一片，我一片，蘸酱油膏吃。也是饿的时间长了，肚子里没有油水，那一块生猪肉的瘦肉部分竟让我们吃完了。生肉吃完了，我们费了两三个小时包的饺子也在二十分钟内风卷残云般吃光了。
说到“劳动关”，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刚到生产队时劳动积极性都不那么高。一是我们尚未养成劳动习惯，也不适应强度较高的劳动；二是一开始给我们评工分，一天只给6.5分。那时候队里一个强壮劳力一天的工分是10分。而知青的工分连一个婆姨都不如。如果早晨不出工（除早），我们就只能挣5.2分。据了解，前一年（1968年）一个工（10分）分值只有一角一分。换句话说，我们劳动一天挣的5.2分工分也就只值5.7分钱。一年工分1200分，就可以保全年粮钱，也就是只值十三四元钱。所以，那个时候的劳动积极性就高不起来。当然，随着时间延长，近平的思想有了变化，与老乡接触多了，劳动也习惯了，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工分也长到10分了。
采访组：习近平曾提到，初到梁家河时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也就没有注意团结问题，“老百姓对我印象不好”。后来经过姨姨、姨父教育，他努力跟群众打成一片，一年以后“群众见我有所转变，对我也好起来”。这一段经历，对习近平成长有着深刻的影响。请你们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雷平生：说实话，我并没有感觉到梁家河的老百姓对近平印象怎么不好。倒是有一件事我的印象很深。那也是刚到农村的头一个月，我和近平到文安驿公社另一个大队去玩，那个队也有我们八一学校的同学。谁知刚到那里不久，就接到公社紧急通知，要求文安驿公社全体知青和基干民兵到公社开会。由于通知规定的时间很急，我们就与那个大队的知青与基干民兵一起步行向公社进发，队伍由那个大队党支部的宋书记扛着红旗前行。走了一段快到公社会场时，隔河相望，看到梁家河的队伍从沟里出来迎面走来，于是我们就离开原来的队伍越过干涸的河床与梁家河队伍会合。没想到，到了公社会场便有“习仲勋的儿子不跟红旗走”的喧嚣。这使人意识到，近平由于家庭原因目标大，早已经被一些人注意上了。这件事情不大，但传播得挺快挺广。其他村子不了解情况的农民纷纷向梁家河群众了解情况，就连公社干部也注意到并向梁家河群众询问习近平这个知青怎么样？不成想梁家河的乡亲们异口同声说近平是“好后生”，“好的啦！”这样才使得一场风波消散于无形，最终没有造成后果。后来近平谈到陕北的人民收留了他，爱护他也保护了他，是有事实根据的。
以后类似的事情还多次发生过，但凡遇到有招工招生、入团入党之类的事情，就常会有人向上面“反映情况”，所反映的情况无非是与“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有关。这些无端的非议与“特殊对待”，在那个时代是很常见的。正如一位朋友说的那样：“别人是从零开始，习近平要从负数开始。”
采访组：习近平在梁家河的七年时间，正是从少年到青年成长、确立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关键时期。在你们看来，习近平在这个过程中是否有明显的思想变化？
雷平生：近平插队七年中，前后是有一些思想变化，但不好说有明显的阶段。我个人的感觉是，从1969年1月到这年的秋天，他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少年。从1970年初到1972年回京，经中央专案办公室批准允许探望正在隔离审查中的父亲习老，他的情绪和思想处于稳定向上、刻苦磨炼的时期，处事已然沉稳自信，也开朗多了。大约应该从1973年后半年，特别是去延川县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参加“整队”工作后，他的思想处于明显变化的时期。在这一段，他不负众望勇挑重担，积极参加农村的生产，带领农民为改变自己生产生活面貌努力工作。这一段如果一定要讲有“转变”，我认为冯家坪公社书记赵庭壁对这个“转变”起到了很大的“催化”作用。再就是文安驿公社书记白光兴、公社干部刘明升，梁家河大队支书梁玉明，也都起了各自的作用。
1973年后半年，近平受延川县团委书记、北京知青陶海粟的鼓励，以团员身份参加了延川县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的“整队”。近平珍惜这个机会，真心实意努力工作，得到赵家河群众的交口称赞，也引起冯家坪公社书记赵庭壁的注意。据近平回队与我闲聊时讲，赵书记曾几次与他促膝谈心，态度热情和蔼，鼓励他解放思想、放手工作。我认为这位赵书记极善于做思想工作，重视人才。为了使近平放下思想包袱，在交谈中，赵书记特别谈到了自己所知道的习老当年在陕北的革命经历和业绩，谈到了陕北老百姓对习老的怀念和尊敬，当然也谈到了群众与组织对近平的期望。这些谈话，从政治上给近平以信任和鼓励。那几天，我感到近平已经彻底从几年来的忧虑和苦闷中解脱出来。赵庭壁书记不仅与近平沟通交谈，而且付诸行动。当听说近平在文安驿公社申请入党几次都得不到县里批准，赵书记就到县里找文安驿公社的白光兴书记商量，要求将近平调到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来落户，培养入党。文安驿公社白书记坚决不肯放人，说这是文安驿公社“自己的人才，自己会用”，“近平的组织关系，文安驿自己会考虑培养解决”。
从这时起，近平不再犹豫、彷徨，充满信心全身心投身到为群众奉献的工作中去。此时他的思想，已经逐渐有了新的人生目标。这是我个人的感觉。
采访组：对基层群众感情至深，是习近平的显著特点。请你们结合当时的经历，介绍一些这方面的事例。
雷平生：好的。先说一件我们刚到梁家河后队时的事。一开始我们住在农民张马有及其子张清远家的窑洞，吃饭在30米外邻近坡上的张贵林家窑洞。张贵林是一名德高望重的老党员，他从1936年到1960年间一直是梁家河村的党支部书记。我们到村里的时候，他的年纪已经很大了。他为了腾出一孔窑洞给我们知青做饭吃饭，和他的婆姨（陕北方言，妻子）我们叫她高老婆儿，还有女儿，以及老母亲，全家都搬到旁的窑洞去住。我们在他们家吃了几天饭以后，张贵林的老母亲由于年迈就过世了。家里要办丧事，遗体没处停，只能暂时停在我们做饭的那孔窑洞，所以我们就必须搬到别的地方去做饭了。
那个时候快过春节了，北京知青刚来，还没有正式开始劳动，所以也比较清闲。早晨我们二人从住的窑洞里出来，近平就对我说：“咱们到上面去看看。”我俩信步走到张贵林家的院子里。
刚好高老婆儿从窑里出来，对我们的到来有些诧异。近平也顾忌当地有什么忌讳，慢慢地对她说：“听说您家里的老人过世了，我们能不能进去看看？”高老婆儿很爽快地说：“可以看。”
这位过世的老人，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陕北“闹红”时就支持她儿子参加共产党干革命，是一位深明大义的革命母亲。这些情况，我们是不久前刚刚听村里后队队长张贵刘讲的，他是张贵林的堂弟。近平进到窑洞以后，面向炕上老人的遗体恭恭敬敬地鞠了几个躬。我在旁看到这一幕，体会到近平对革命前辈的真情实感，心中十分感动。后来张贵林在与他的交谈中，得知对面的知青是当年陕甘根据地主席习仲勋的儿子时，惊讶而喃喃说道：“习仲勋，当年那是要上伟人像的呀！”
采访组：这是你们去梁家河后多久发生的事情？
雷平生：是我们刚到梁家河，才只有几天的时间。近平能够对农村一位过世的老人、一位老党员的母亲，恭敬地吊唁祭奠鞠躬，这个做法是当时普通人想不到的，做不到的。那时正是“文革”进行的第四个年头，很多传统都作为“四旧”或“封建落后”的东西破坏掉了。但近平不那么认为，他完全是出于对1930年代老共产党员母亲的尊重去做这件事的。这是一种真情的流露。从这件事上，我感到近平对群众和党员是有真感情的。
另一件小事，是在我们到梁家河一段时间以后发生的。那时候我们已经开始在大队基建队劳动了。基建队的工作，包括修建淤地坝等农田基本建设，队长叫武玉华，是个典型的陕北男子汉，刚强、能干。那时候，他的婆姨、孩子和他一起都在基建队劳动。他的孩子叫“灵娃”，名字好听，可惜智力上稍有缺陷。灵娃干活挺好，能顶半个劳力，他家里带他来劳动，挣个半工，五分六分。但他说话做事都不十分明白，当地话就叫“半憨憨”。灵娃还喜欢惹事，有时候经常乱来，在别人身上抓一把，拧一把，推一下，乱开玩笑。经常说出话来不知深浅惹出麻烦。村里很多人也经常拿他开心，逗他出丑。也有人被灵娃惹得恼了，与他发生冲突，轻则骂上两句，重则发生肢体冲突，尤其是灵娃妈不在场的时候，个别人趁机拧他几下，打他几下，骂他几句，这个情况都是有的。灵娃妈每次发现灵娃被欺负了，既难过又气愤，问他：“谁欺负你了？”有时他说得清楚，有时说不清楚，灵娃妈气得不行，为灵娃经常与别人发生纠纷和不愉快。
我们这些知青到基建队以后，武玉华和灵娃妈都有些担心，生怕灵娃和知青们发生冲突。因为知青都是大城市来的小伙子，万一灵娃惹到知青发生冲突，伤了谁都担待不起。尤其是当他们知道近平是大干部的孩子，就更担心了。当我们来到劳动现场的时候，灵娃妈就紧紧地拉着灵娃，不让他乱说乱动，怕他惹出事来。让武玉华和灵娃妈没想到的是，近平在基建队劳动过程中，一直对灵娃都很和气，不仅没有发生过任何矛盾，而且始终都是笑眯眯地对待这个孩子。
那时候，男知青基本都抽烟，劳动中间休息的时候，近平坐在土坎上卷上一支“大炮”，灵娃经常是上去一把就给抢走了，近平对此从来都一笑置之，对灵娃从没有过疾言厉色。我们知青和基建队老乡把这些事看在眼里，武玉华和灵娃妈对此也非常感动，大概之前还没有谁对他们孩子这么宽容、和蔼。近平这个大干部家的孩子到了基建队，原以为灵娃会惹到他，闹出点事情，闯出点祸来。但没想到，有近平在这儿，灵娃反而不受欺负了，愉快自如多了。
几年以后，近平经群众推荐、组织选派要去北京上大学，临行前与大家告别。武玉华和灵娃妈哭得最伤心。他们和近平一起劳动，互相帮助，近平对他们的孩子灵娃也很亲切。这对陕北夫妇非常重感情，此时就好像自己一位亲人要远行一样难过。1993年，近平第一次从福建回到梁家河看望乡亲们的时候，武玉华和灵娃妈都已经去世了，灵娃也已经被送到地方办的养育院了。近平那次还专门问到灵娃：“灵娃做啥去了？灵娃怎么样了？”据我们的朋友武晖（也是武玉华的侄子）跟我转述：当近平知道灵娃的下落后唏嘘不已，最后还留了一些钱，托乡亲们带给他。
近平这个人，心地非常善良。按陕北人的说法，很“仁义”。他在梁家河，对贫下中农，对老人、儿童、残疾孩子，都是一片爱心，真诚相待。作为一名外来的北京知青，他给乡亲们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采访组：我们前不久采访张卫庞，他当时讲到，他和你们住得很近，而且给你们搬过两次家？
雷平生：是的，我们到梁家河几个月后，张贵林的女儿“红儿”迎来了一位上门女婿，叫张卫庞，因为离得很近，近平跟他的关系处得非常好。近平从张清远、刘金莲家搬到知青窑时，要把行李和一些家什一点一点儿搬到新窑洞去。我在搬家过程中，看到张卫庞坐在一块石头上笑。我问他：“张卫庞，你笑甚？”张卫庞喜滋滋地说：“你看！近平把这个送给我了！”我一看，张卫庞手里拿着一个针线包，上面绣着“娘的心”三个字，我知道，这是近平的妈妈齐心阿姨在他插队离京时送给他的针线包。后来，张卫庞把这个有特殊意义的针线包上交给档案局了。
后来，近平回到村里看望乡亲，见到张卫庞，总是跟他打趣两句。现在，张卫庞在种植苹果，苹果质量很不错。2015年春节前夕，近平和彭丽媛老师回到梁家河看望父老乡亲，遇到张卫庞，问他种苹果每年收入能有多少？当时村里还是一家一户分散种苹果，没什么规模效应。头一年结苹果，张卫庞就挣了几万块钱。这在陕北这样自然条件比较差的农村，已经是不错的一笔收入了。所以那次近平就高兴地说：“张卫庞，你可发了！”那次，近平还坚持亲自上到塬上果园地头看了张卫庞的果园。
在总书记关心的感召下，2016年，年近70岁的张卫庞将附近27户农民组织起来，成立苹果合作社，还搞了一个苹果品牌“梁家河塬上苹果”。这些绿色、环保、不上化肥、不打农药的纯天然优质苹果，2016年产量有200—300吨。张卫庞自己也收了差不多5万斤优质苹果，这一年他收入了20多万元人民币。由此可以看到，梁家河的老百姓，通过他们的勤劳和努力，正一步一步地富裕起来。其实，让人民过上好生活，也正是近平工作和奋斗的目标。
我们知青的劳动，除基建队的打坝、修梯田外，更多的是在农忙时上山干农活，生产粮食，那就更辛苦了，每天一早四五点钟，天还黑着呢，我们就得起床出发。还得留下一个人，把一天的饭做出来。做的饭就是蒸玉米团子、高粱米团子，再熬点米粥，盛在一个罐子里，把饭送到山上去，供劳动的知青早上和中午吃。
我们知青当时的粮食比农村社员要宽裕一些，这是因为周恩来总理听说陕北知青饿肚子、吃不饱时，就和陕西省、延安地区商量，决定对每一名知青分“一个半人”的口粮。再有，插队下乡的前半年，国家还给我们供应了6个月的国库粮，所以我们知青的粮食基本够吃，吃得也要好一点。我们能吃到蒸玉米团子、高粱米团子，老百姓当时只能吃糠窝窝。这种糠窝窝，当地老百姓也叫“糠团子”，就是推磨剩下的麸子或玉米皮之类的。团子是棕红色的，有些粗糙的捏在一起都很困难。
在山上吃饭的时候，我们知青吃的玉米团子是黄澄澄的，老乡一看，就说：你们知青吃的这是真粮食。近平拿起老百姓的糠团子一看，确实就差了很多，于是他就用他的玉米团子和老乡换饭吃。一起劳动的老乡就夸奖说：“近平肯吃苦，嘴一没不细（一没，陕北方言，完全、根本的意思）。”这话的意思是说人不挑食、能吃苦，“嘴不细”就是吃东西不挑肥拣瘦的意思。他们都知道近平的情况，但看到他并不娇生惯养，而且把好一点儿的粮食分给老乡吃，自己主动吃糠咽菜，十分钦佩。那个糠团子，确实难以下咽，而且热量很少，不顶饿，吃完再干活，没一会儿就又饿了。有时候，近平感到饿得顶不住了，又打开老乡的那个饭包，想再拿块糠团子吃两口。结果发现，他换给老乡的玉米团子他们都放着没吃，近平就问春妈的（村民巩万发的婆姨，他们家的孩子叫“春”，陕北方言称“春的妈妈”为“春妈的”）：“你们咋都不吃玉米团子？”春妈的就坦白地回答说：“你们给的这玉米团子是‘真粮食’的，窑里男人与孩子受苦更重（受苦，陕北方言，意为劳动），要给他们留着吃。”这件事给近平非常大的触动，老乡生活实在是太艰苦了。当时，城里有些人家，生活好一点儿的，平时吃细粮习惯了，不爱吃粗粮。但是在这里，普通粗粮都舍不得吃，还要留给壮劳力。
近平到梁家河以后，在生活或劳动中与老乡接触，越来越多地了解到当时农村的落后与老乡生活的艰苦，对他们很同情，激发出为他们做实事的志愿。我回想起那时我们曾在另外一个队里的知青那里读到一本“文革”前出版的《诗刊》杂志，有位诗人这样写道：“待入尘寰，与众悲欢，始信丛中另有天。”他读了之后很受触动，反复吟诵。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党内秀才胡乔木的诗《采桑子·反“愁”》其三。
梁家河农村插队劳动磨炼学习的经历，是近平思想、觉悟、感情的出发点。一个共产党的工作者，如果不真切了解基层群众的疾苦和贫困地区群众生活的艰难，就无法真正站稳群众立场。现在，我们在电视里经常看到，近平下乡调研，很重视去那些贫困地区体察民情，比如西南、西北、井冈山等老少边穷地区。他对这些地方普通群众的生活很熟悉，到老百姓家里去走访的时候，言谈举止很自然，掀开锅盖看看锅里有什么，嘘寒问暖，与人民群众谈话都能说到要害处，说到点子上，也能了解到实际情况。如果下乡是去走过场，说话很有“套路”，也就看不到真实的感情流露。在电视上每每看到已经担任党的总书记的近平，依然对困难群众自然而然地流露真情，我就有很多感慨，知道这种真情来自于他当年在梁家河上山下乡的经历，来自于他从知青时代一点一滴培养起来的对人民群众的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