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年初，15岁的习近平来到黄土高原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村，直到1975年10月离开。这七年，他在这片黄土地上同乡亲们打成一片，一起挑粪拉煤，一起拦河打坝，一起建沼气池，一起吃玉米“团子”。他后来深情地说：“七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
采访对象：梁玉明（小名：王栓），1942年2月出生，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人。1965年入党，1968年至1974年担任梁家河村支书，1974年1月至1975年1月担任梁家河村委会主任。
采 访 组：本报记者 邱 然 黄 珊 陈 思 等
采访日期：2016年12月27日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梁玉明家中
采访组：您好！习近平到梁家河插队时，您是村支部书记。他到梁家河以后，您与他朝夕相处，在生产和生活方面有很多接触，并结下了深厚友谊。请您具体讲一讲习近平插队期间的情况。
梁玉明：近平他们来下乡的时候，我是梁家河的村党支部书记。那个时候，农村以粮为纲，村支书就是大队长，主要的工作就是带领社员苦干，大干，多打粮食，一切工作都是以粮食生产为中心。
近平他们这些北京知青是1969年的元月17号到的我们文安驿。那天，我们村派了两个生产队的社员，还带着毛驴，赶到文安驿把他们接了回来。
知青都带了很多行李，大包小包大多装的是衣服、被褥，虽然看着挺大，但分量并不重。近平有两个箱子，不算大，有个社员看他的箱子小，以为很轻，过去一拎，结果死沉死沉的。社员说：“呀，这箱子看着不大，咋这么重！里面装了金元宝吗？”
当时我们梁家河大队有两个小队，一个前队，一个后队，也叫一队、二队。回来以后，我们就把这15个北京知青分到两个队。一队住了9个知青，5个男的，4个女的，两孔窑洞就分别是男生宿舍，女生宿舍。二队是6个知青，其中包括近平，全都挤到一孔窑洞里，在一铺炕上睡觉。
他们这些北京来的后生，连我们山沟沟里的灶台都没见过，更不会烧柴做饭。我们队上就派了一名社员负责给他们做饭。过了两个月以后，他们学会了做饭，以后就都是自己做饭了。
相处了一段时间，我们村里人和这些北京知青都熟悉了，那时候我们才知道，近平那两个沉甸甸的箱子里装的全都是书。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很感慨：近平当时是个十五岁的娃娃，虽然个子高，但是挺瘦的，这两大箱子书，我们干惯了体力活的社员都觉得太沉了，他竟然从北京一路给搬到千里之外的山沟沟里来，真是太不容易了。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开始注意观察这个知青里面年纪最小又爱读书的娃娃。
采访组：知青刚到村里的时候遇到什么生活上的困难吗？
梁玉明：知青首先遇到的障碍是语言交流上的困难。我们陕北的口音很重，知青刚来的时候，语言跟农民不通。刚开始时，知青说了一句话，农民听不懂，就说“害怕”。知青就懵了：跟你说句话而已，你害啥怕？其实农民说的是延川本地的方言：“害不哈”，是“听不懂”的意思，知青也听不太明白，就听成了“害怕”。知青就问我：“我们一说话老乡就害怕，这是咋回事？”我跟他们解释说，他不是害怕，他是说“害不哈”，意思就是“听不懂”。我就跟知青说，你们要学老百姓的语言，学会陕北方言，这样才能方便沟通交流嘛！慢慢地，知青就学着说我们本地的方言，与社员交流起来就没有语言方面的障碍了。
采访组：你们是怎么和知青们熟悉起来的？
梁玉明：那个时候，我们社员经常和知青在一起学习。我记得当时学习毛主席的文章比较多，《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纪念白求恩》等等。我是村党支部书记，组织给他们上课，但是实际上，我也是和他们一起学习。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为人民服务》这篇文章。毛主席在这篇文章中有一句话：“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这句话的核心思想就是：衡量对错的标准，应该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始终要坚持好的，坚持对人民有益的，改正那些错的，那些对人民无益的。这篇文章不咋长（陕北方言：即不怎么长），我见近平反复地看，反复地读，爱不释手。我当时还在心里想：这个娃娃咋这么爱学习呢！
在梁家河插队的这段时间，近平还阅读了大量书籍。政治、经济、哲学、文学方面的书，他看得真是太多了！只要有一点点空闲时间，近平坐下来就看书，有时候一直看到深夜才睡。那时候在我们黄土高原的窑洞里，近平吃不饱穿不暖，每天要上山劳动，想学习只能硬挤出一点时间，晚上看书只能就着昏暗的煤油灯，但是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他却对学习有着浓厚的热情。我们都说，社员抽烟有“烟瘾”，近平读书有“书瘾”。
今天我们总是跟孩子说：“好好学习，将来考个好大学。”这条路，对于当时的近平来说，几乎就是不通的。他父亲习仲勋当时受到严重的政治迫害，近平本人被划分为“黑帮子弟”，他就算刻苦学习，一般也没有上大学的机会。实际上，近平读书并没有明显的功利性，也不是为了考大学，而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求。他在梁家河待了七年时间，我就没见他离开过书本，没见他放弃过读书。尤其是他当了我们村的村支书之后，他每天不仅要和社员一样劳动，还要处理村里的大事小事，在那么忙的情况下，他仍然坚持读书。社员到他窑洞里去，都说：你看这炕头上的书堆得满满的！如果不是发自内心热爱知识，他怎么能在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坚持读书？怎么能七年都坚持读书呢？
采访组：习近平当时除了劳动和读书外也参与村里的工作吗？
梁玉明：过了一两年，近平就成了我们梁家河的自家人。他有文化，办事有条理，说话有道理，村里人都跟他关系很好，也很信服他，所以他开始参与村领导班子的各项工作了。
当时，我们村上有个“二流子”，五十多岁的人，不务正业，偷鸡摸狗。我就教育他说：“你不改正这毛病，你就不是一个好社员！”可是这个人就是屡教不改。有一次，他偷队上的葱被抓住了，就被定为“管制分子”。那个时候，对这样的人是很严厉的，要把他关起来，还要开社员大会，给他头上戴个帽子，轮流对他进行批判。我们农村批判人，其实就是轮流骂他，骂他个狗血淋头。批判会上，近平和雷平生也参与了，但是对这个“二流子”，没有说一句侮辱人格的话，而是以平和的态度，给他讲道理，对他进行开导和教育。社员上去骂“二流子”的时候，“二流子”低着头，闷着声不吭气。近平没有骂他，而是一条一条地给他讲道理，教育他改正错误，“二流子”听了直点头。在批判会上，被批判对象是没有权利说话的，见他点头了，近平和雷平生就说：“那你唱个信天游吧！”“二流子”就高高兴兴地唱了一曲，唱得又高亢又嘹亮。批斗下来之后，“二流子”说：“我老汉以后要向北京的娃娃学习，可不敢再偷了。”经历了这件事，村里人都竖起大拇指说：北京来的娃娃行！
后来我跟近平聊起这件事，他跟我说：“他只是犯了一些毛病，完全可以改过来，还是可以团结的人嘛。咱们应该以教育为主。”果然，这个屡教不改的“二流子”，经过近平和他几次谈话，很快就有所转变。从那以后，这个人再也没有偷鸡摸狗，不务正业，而且开始好好劳动，成了我们村一个好社员，跟近平也成了好朋友。
从这件事情上，我很佩服习近平，懂得做工作说到底还是做人的工作。你想想，这个“二流子”已经五十多岁了，屡教不改，一直犯错误，村里人都讨厌他。但是近平做工作的出发点很公平，也很平等，他不是出于主观情绪，也不是出于成见，而是给予别人必要的尊重，把思想教育工作做到人心里去。近平尊重人，团结人，有很好的工作方法，很了不起。
还有些社员，偷奸耍滑的，生事打架的，近平都能帮忙做思想工作。有一次，村里两个婆姨闹架了，闹架以后开始没完没了地互相骂仗，两个婆姨见面就骂，隔着沟也骂，隔着路也骂，骂的那个话多难听就别提了。骂得不可开交，就闹到我这里来了。我说，让近平来给你们调解一下吧！近平来了之后，分别找她们两个谈话，后来不知道又谈了多少次。最后，这两个婆姨的关系好起来了，还成了好朋友。我当时就觉得，近平这个人真会做工作。村里的事情特别多，我忙不过来的时候，就让近平来帮忙，他每次都能把事情办得稳稳的，社员都很满意。
采访组：习近平入团和入党都是在梁家河，您了解具体情况吗？
梁玉明：1972年，近平追求进步，要入团，但他这个事情却是一波三折，费了很大的劲。他先后写了好几份入团申请书，交给公社的团委书记，直到那一年秋天，他才正式被批准入团。
到了1973年，我们县上招聘农村青年积极分子，就把近平调到贾家坪公社的赵家河村去主持社教工作，他在赵家河把社教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带领村民造坝地也造得很好，跟村里人的关系也处得非常好。赵家河人一看近平这么能干，群众关系又好，就想把他留下，不让他回梁家河。我们梁家河不同意，坚持要他回来——近平是我们的人，咋能去你们那干了几个月就成了你们的人哩？后来问近平的意见，近平说：“我还是回去吧！我从梁家河出来的，我还回梁家河去。”就这样，1973年的7月份，近平又回到了梁家河。
回到梁家河以后，村里想让近平在村里主持工作，但他还不是党员，申请入党就成了当务之急。于是，近平写好了入党申请书，我和梁有华当近平的入党介绍人，我就组织开了一个党员会。党员会上，大家都同意近平入党，之后我又开了支部会，同意接收习近平入党。支部通过以后，我就把这个材料拿到公社，但是公社当时的书记不批。他还批评我说：“你这个梁玉明这么胆大，你敢把黑帮子弟介绍入党！”我跟他说：“近平是不是黑帮子弟，现在还没有结论。况且，考察青年入党，还有一项是重在个人政治表现。政治表现好，就可以入党。”书记说：“你哪里看到这一条？”我说：“红头文件有，中央发的。”虽然我把书记说得哑口无言，但是顶撞得他很不高兴，所以那次也没有批。
我回来把这个情况跟近平一说，近平也在意料之中，他说：“唉，我知道公社不会批。”我说：“那也不是你的错，公社不批是不对的，他没理由不批。”
就这样，近平前前后后一共写了好多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没有得到批准，这实在太说不过去了。后来，公社换了新的书记白光兴，他比较看好近平的能力，公社党委认为不能因为当时习仲勋同志的问题影响习近平入党，于是将他入党的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当时的县委书记也很重视这个问题，经过县委研究讨论，1974年元月批准了近平入党。近平入党的时候，正好赶上村领导班子换届，我们村上就召开了党员会，推举习近平担任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我则担任大队革委会主任。
采访组：当时习近平那么年轻，又是一名外来的知青，为什么大家都推举他来当村书记？
梁玉明：因为近平年轻，公道正派，头脑灵活，又肯干，他在入党之前就已经参与很多村里的事务了。大家相信他肯定能把我们村里的工作做好。
后来事实也证明，近平当了书记以后，处事公道，工作扎实，为村里做了很多实事，群众对他非常满意。
近平敢说，敢做，敢担当。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我说的话，如果有错你们就指出来，我肯定改；如果我说的没错，你们就照着办，不能打折扣。如果是你不对，我就要纠正你，而且不能说一下我就不管了，还要督促你真的改过来。如果有人指鹿为马，颠倒黑白，不对的事情还要说对，那绝对不行。近平就是这样一个人，工作上首先严格要求自己，然后再严格要求别人，他非常善于团结同志，关心群众。
近平处事非常公正，很多农村人当领导，裙带关系很严重，把亲戚朋友照顾得很好，多吃多拿多占。近平没有这么做，知青也好，社员也好，一视同仁，他绝对不会用公家的资源额外照顾朋友，绝不会做不公正的事。所以，近平批评一些社员，他们都能接受。社员们都信服他，认为他公正、没有私心。
采访组：习近平当了村支书后在梁家河做了哪些事情？
梁玉明：近平给我们村做了很多事情。我就讲一讲我印象最深刻的几件事吧。
第一件事，近平在报纸上看到四川绵阳办沼气，他觉得我们可以借鉴过来，解决农村烧柴的老大难问题。近平就跟大家探讨这个事情，给我们讲办沼气有几大好处：一是能解决社员点灯问题；二是能做饭；三是沼气池里的废料还可以给庄稼做肥料。后来，近平他们到四川去学习沼气技术，学了大半个月的时间，回来就动员社员开会，组织了一个办沼气的施工队。近平在四川学了不少技术，还从四川带回来一个技术员，在他们两个的指导下，我们就建起了沼气池。当时我也和大家一起修建沼气池，带着一些人负责打石头、接石板，石板接起来套出沼气池的原型来。沼气池一修好，就解决了我们的燃料问题。沼气可以点灯，可以做饭，社员们都很高兴。以前做饭就要打柴，社员又要劳动，还要打柴。有了沼气，就不用费那么多力气去砍柴了，社员高兴极了，都说：这沼气可算是解决了咱祖祖辈辈烧柴的大难题啦。后来，省里在我们梁家河村开了一个沼气现场会，在全省推广。很快，沼气就普及到了全省，给全省很多地方的农民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和便利。这是近平办的一件大事情。
第二件事，近平还带领我们村民打了一口井，解决了我们全村的吃水问题。以前我们村里吃水困难，就是在河里挖个渗水坑，拿个瓢，舀到桶里，担回去吃水，那个水很浑，远没有井水好吃，也不卫生。在那个年代，近平带我们挖井可没有现在这些机械，都是人工挖。挖井的人在下面用?头挖出泥土、石块，再装到筐筐里，井口处安一个辘轳，把筐筐吊出来。人工挖井是有很大风险的，往外拉泥土和石块时，稍有不慎，掉下来一个小石块就可能给下面的人带来生命危险。那个时候是冬天，打了很深，才开始见水，这水冰凉刺骨，近平下到井里，两条腿都踩在泥水里，挖下面的泥土和石头，一干就是挺长时间，实在撑不住了再换人。打这口井的时候，近平的腿冻得落下了毛病，冬天的时候就容易腿疼。这口井挖了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三十多米深，我们村现在还在吃这口井里的水。
第三件事，近平给村里办了一个铁业社。铁业社可以制造和修理割草的镰刀，挖土的铁锨，锄地的锄头，砍柴的?头，解决社员劳动工具的需求。铁业社当时生产的工具很多，剩余用不完的，就卖给我们县的供销社，给村里增加收入。
近平还带领我们打坝地。打坝如果全靠人力，效率就比较低。那时候没有柴油机，我们就贷款买了一个柴油机，搞水打坝，用管子接上起坝机，一截四米长，起坝机拉到山上，把山上的土打松，再用柴油机带上着水，把那个土浇起来，冲到山下来，形成平整的土地，这叫“水水坝”。这种坝打起来很结实。像这样的坝地，近平领着我们一共打了五大块，给村里增加了几十亩的耕地。
另外，近平从四川回来的时候，还带来了种植烤烟的技术，在我们村种植成功了；他还办了一个代销点，方便村里人购买日用品；还办了一个缝纫社，解放妇女劳力。近平当书记不到两年时间，办沼气、打井、办铁业社、种烤烟、办代销点，还搞河桥治理，打了五大块坝地，给我们村里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直到今天，我们村里人还在受益。
采访组：请您讲一讲习近平当年离开梁家河上大学的情况。
梁玉明：1975年，给县上分了一个清华大学的名额，我们延川县委会议推荐近平去上学深造。近平走的那一天，没有任何人组织，我们村上的男女老少一大早都到近平的窑洞门口，准备送他。
近平还没有起床的时候，门口就已经站满了人。近平起床后，一推开窑洞门，看到大家都来送他，先是吃了一惊，接下来就非常感动。他说：“我没想到大家这么早都来送我！”村里人说：“近平，你是咱梁家河的好后生，你上北京那么远，我们肯定要送你呀！”说着说着，有几个婆姨掉下了眼泪。忽然，人群中有个人喊了一声：“哎呀！你咋来了？”原来，我们村上有一个叫石玉兵的残疾人，双腿行动不便，平时不怎么出门，他拄着双拐，一步一步地挪过来要送近平。近平赶忙走过去拉住他的手，当时就下泪了。我和近平朝夕相处几年时间，流血流汗，再苦再累，遇到再大的困难，我没见他下过泪。这次，是我见过的他唯一一次下泪。
村里人把近平送出很远，他一再让大家回去，大家才依依不舍地和近平道别。我们都记得，近平给村里人说：“大家都回去吧，我会回来看你们的。”
最后，我和十多个社员一边走，一边拉话，一直把他送到县城。当时，我们村上有个人叫吕能胜，他在县城工作，我们十几个人就在他的住处待了一整夜。那一夜，我们都没有合眼，就拉话，聊家常，近平就嘱咐我们村里的工作以后要怎么干，怎么安排。他跟我们说，要大搞农田基建，以后平地多了，收入大，山洪问题、口粮问题能解决，温饱问题能解决……各个方面他都讲得很细致，好像哪里都有他放不下心的地方。
第二天早上，大家都说留个纪念吧，就你三毛、我五毛地凑了五块五毛钱，去照相馆照了一张相。
我还是舍不得近平走，又一路陪着他，把他从延川送到了延安。谁也不会想到，当年送出去的村支书，现在是咱们党的总书记。
近平虽然不能经常回来，却没有忘记梁家河，经常写信回来，询问梁家河的情况，挂念梁家河的乡亲，也给我们讲他自己的情况，还给我们寄他的照片。我们也都很惦记他，男女老少都念叨：近平啥时候能回咱梁家河看看呀？
1993年，他终于回来了一次。听到风声的人，都赶来了，见到近平都亲得不行，握手的拉话的，就像是亲人回家一样。
2015年2月13日，近平再次回到梁家河。真没想到，时间过得这么快，转眼之间，距离我们送他去上大学已经四十年了。看着近平挨家挨户地看乡亲们的身影，看着乡亲们围着他拉话的场景，我想起了四十年前他离开梁家河的情形，大家也是这么围着他，拉着他的手。我心里默默地想：四十年过去了，近平这次回来，实现了他要回来看梁家河父老乡亲的诺言。
采访组：习近平离开梁家河之后，与梁家河，与您本人有哪些联系？
梁玉明：近平在厦门工作的时候，我带我们公社的书记杨世忠到厦门去找过他一次，老朋友见面特别亲切，一点儿都不生分。但是我那次找他，不是为了叙旧，而是因为我们村子里一直没有通电，想让他帮忙找找关系，看能不能给解决了。近平表示，离的这么远，可能不好解决。我说，不好解决，我们就不难为你了，以后再说吧。近平说，你们先回去吧，我再想想办法。
当时我以为这个事情就办不成了，但是没想到，近平后来立即和我们县当时的书记联系上了，给他写了信，向他反映了这个情况，希望他能重视解决。后来，县委书记给我们批了20万元，不仅我们梁家河通了电，一条沟的五个村都通了电。
近平在福建省委工作的时候，我又去找了他一回。那次是村里办学校的事。我说我们想办学校，没钱。后来，近平通过朋友关系，多方协调，联系了一个慈善机构，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出资给我们村里办了一所学校，有九个教室，100多学生。
我到福建去的那一次，跟近平闲谈，我就向他请教，当时咱们国家有个职位很高的干部被判刑了，是怎么回事？近平说：“是因为贪污腐败。”我说：“近平，你可千万不敢有这种想法。”近平笑了笑说：“你放心吧，我可不是那号人，我肯定不是那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