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下半年可以晋升警监警衔，实现当警察最大的梦想，而今却要走进监狱接受改造，‘晋监’与‘进监’多么巨大的反差，这是我人生最大的悲哀！后悔呀！”在张军儿的悔过书中，字里行间都透露着悔恨，但这样的悔过，来得太迟了……

经审理查明，张军儿利用担任舟山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支队长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价值人民币410余万元；通过通风报信、帮助逃匿等方式，包庇黑社会性质组织及其成员，纵容其违法犯罪活动，涉嫌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2019年8月，张军儿受到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因涉嫌犯罪，被移送司法机关审查起诉。

从一名模范的人民警察，一名为人民服务的公仆，到一名违纪违法者，他究竟是如何堕落至此呢？

“我以为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2018年8月的一天，一条匿名短信点亮了张军儿的手机屏幕，看完短信的他略有所思地拨通了对方的电话。

电话那头的人是两个月前被警方立案的涉黑人员任某某，逃匿在境外的他偷偷联系上自己的“好兄弟”张军儿打听案情。同年9月，任某某被抓捕归案，其妻子王某某再次找到了张军儿。面对王某某的求助，张军儿并未拒绝，还结合自己的工作经验，指导王某某如何躲避侦查。

前有不及时向组织汇报，私自联系正被通缉的涉黑人员，后又指导涉黑人员躲避公安侦查，本是黑恶势力“天敌”的公安民警怎么成了通风报信的“内鬼”？

事情还得从张军儿与任某某的相识说起。

2012年，张军儿与任某某相识于一场饭局，做“资金生意”的任某某在认识了时任经侦支队队长的张军儿后如获至宝，对其积极拉拢，大献殷勤，经常邀请张军儿一起吃饭聊天，一来二往间两个人就成为了“好兄弟”。

为了让张军儿这座靠山更加稳当，任某某在一次吃饭中透露自己手中有一套债务人用来抵债的房子，可以便宜出手，并表示可以先行借款给张军儿用来支付房款。张军儿想到儿子大学毕业后有购房需求，再加上房款便宜便买下了这套房子。而在后期的还款中，任某某免除了张军儿30万元欠款。

之后的几年，张军儿和任某某的“友情”在一次次的吃喝宴请和金钱来往中愈加深厚。明知任某某的“资金生意”有明显的涉黑倾向，张军儿选择了包庇纵容，甚至帮助其逃避惩罚。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是两人频繁交往中形成的“默契”。然而，张军儿只知“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却忘了“若要人不知、除非已莫为。”丢掉初心的张军儿不仅丢掉了党性原则，同时也丢失了自己，而昔日的“友情”早已演变为冰凉的铁链和手铐，终成作茧自缚。

“帮朋友忙是举手之劳，我没有主动要”

张军儿的蜕变源于岗位的转变。2009年，张军儿从技侦支队长调任经侦支队长，主要负责辖区内经济犯罪案件的侦办，对虚开增值税发票、合同诈骗等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经济犯罪活动进行严厉打击。对多数依法合规的企业主来说，经侦支队就像“保护神”，在经济领域为他们保驾护航。但在一部分投机取巧的企业主眼里，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像“猫与老鼠”。身为经侦支队长的张军儿对经济犯罪案件能否受案有重要的话语权，如果能和张军儿牵上线，搞好关系，就相当于为自家企业的发展买了一份保险。于是渐渐地，一些别有用心的老板和企业主们开始盯上了张军儿……

而此时的张军儿人到中年，工作上已经到了瓶颈期，自认为多年没有受到提拔晋升机会渺茫，内心渐渐有了落差。面对老板和企业主们的讨好，张军儿内心的防线开始松懈。第一次走上老板的饭桌，第一次收受“朋友”的烟酒，第一次用手中的公权力收受礼金……张军儿在新的岗位上得到了被重视的满足感，心里的落差渐渐被填满。

“我只是为了帮朋友的忙”——他用这样的借口给予自己心理暗示，以此来抚慰自己实施违法行为的隐隐不安，也让内心不踏实渐渐变得心安理得。

贪欲的大门一旦打开，各种“机会”便轻而易举地找上门来。2016年下半年，一个外地企业老板张某顺着人情关系找上了门。因与舟山本地企业发生民事经济纠纷，张某想借助经侦的力量以刑事立案的方式威胁对方企业早日还钱，但民事经济纠纷并不在经侦介入调查的范围，最初，张某的请求被张军儿拒绝了。

“张支，也没什么其他要求，就希望您能对我的案子关注一下”。几天后，在夜深人静的马路上，张某再一次“巧遇”了张军儿，并将装有十万元现金的“小意思”塞到了张军儿的手中。面对这十万元的诱惑，张军儿动摇了。“朋友找我帮忙，我只是顺手帮一下，别人如果要表示心意，也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与自己关系不大。”在这样的借口驱动下，张军儿对企业老板张某的案件线索办理了受案手续，并找到舟山企业的负责人进行谈话、施压，沦为企业老板张某的“讨债人”。

“320万也就只是佣金而已……”

在贪念和侥幸的双重驱动下，张军儿的私欲不断膨胀。在即将退居二线之际，他动了再捞一把的心思，巧合的是，一单“大生意”来了。

2016年，新加坡的一家外资企业和舟山的一家本土企业发生了经济纠纷，舟山企业欠款六千多万元。为了拿回这六千多万元，新加坡企业几经辗转，于2017年底通过张军儿同学蒋某找到了张军儿，希望他能给舟山本地企业施压，早日归还欠款，并约定事成给予320万的“佣金”。

面对数额如此巨大的好处，张军儿内心开始剧烈动摇，欲望与担忧共涨，心里反复权衡，不断盘算着如何规避风险。新加坡是涉外企业，不适用中国法律，通过佣金的方式隐蔽性强，不易被发现。而且这家舟山企业知名度小，很少有人会关注……“欠债还钱本就是应该的，施点小压也不是什么问题……”很快，他为自己找到了冠冕堂皇的理由，不断地说服自己。

尽管内心忐忑，但320万的佣金实在诱惑太大。张军儿想到自己已经到了退居二线的年龄，再晋升也不太可能，不如趁机再拿一笔。于是，他再次动用了手中的权力，亲自找到了舟山企业的负责人虞某，谈话施压。最终新加坡企业如愿以偿，分批次收到了欠款。

事儿办成了，佣金怎么收？张军儿留了一个心眼，自以为万无一失。按照约定，舟山企业每还一次款，张军儿就会收到一次佣金，但佣金并不是直接打给张军儿，而是由新加坡企业先行打给中间人，再辗转经过三次转账到达张军儿的“腰包”。

从10万到320万，欲望的雪球越滚越大，伸向罪恶的双手再也无法收回，此时的张军儿俨然已经彻底沦为了金钱的俘虏……

回想当年，张军儿也曾意气风发，从警的25个年头里，曾先后被聘为高级工程师，公安部十二局、省厅技侦专家库专家，曾荣获个人二等功二次，个人三等功三次，嘉奖多次，被省公安厅评为科技先进个人……这些荣誉都被他珍藏在抽屉的小纸袋里，好好地保存着。然而，这一切往事，都随着纸张的泛黄随风飘散了。

办案人员指出，执法之举，当以法为本、公正至上。张军儿动用自己手中的刑事权干预民事纠纷，收受不义之财，甚至包庇纵容黑恶势力，其蜕变值得每一名党员干部警醒。把忠诚当负累，视底线于不顾，与党纪法律相背而行，与犯罪分子蛇鼠一窝，终将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

文章来源：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